货运代理合同中表见代理的认定

――欧之丹、欧乐翔与蒋波、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

 

〖提要〗

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原则上是效力待定的合同,除非由被代理人予以追认,否则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原则的例外,则是表见代理的成立。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构成表见代理,法官从表见代理的构成要素入手,结合对双方提交证据效力的分析,明确了双方的法律责任。

〖案情〗

原告:欧之丹;

原告:欧乐翔。

被告:蒋波;

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两原告诉称,20061212,原告欧之丹任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际,被告蒋波以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名义委托原告代理出运货物。原告办理货代业务后,向被告蒋波开具了金额为41,200美元的发票,但被告蒋波未行支付。20073月,金煌公司委托被告长发公司出运货物,并支付了相关费用。经原告催促,被告蒋波于2007323出具欠条,承诺于2007530付清欠款,但届时仍未兑现。2007829,原告告知被告蒋波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动,并要求被告蒋波及时付清欠款。经原告认可,被告蒋波将欠款41,200美元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并降低至人民币267,313元,并出具书面还款计划,还款计划上注明该欠款属于原告欧之丹的个人债权。但被告蒋波拖欠上述欠款至今未付。为此,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海运费用人民币267,313元及利息损失。

被告蒋波经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也未向法院递交书面答辩状。被告长发公司辩称,其与两原告就涉案货代业务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蒋波于2003年初即从被告长发公司离职,故蒋波的行为应由个人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612月,被告蒋波以被告长发公司名义委托案外人金煌公司代理出运货物。金煌公司接受委托后,又委托案外人融亿达公司代理出运。涉案货物装于八个40英尺开顶集装箱内,经承运人签发编号为ZIMUSNH5205701的提单后顺利出运,金煌公司也向融亿达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2007213,金煌公司向被告蒋波开具了付款单位为被告长发公司的金额为41,200美元的货代发票,但并未收到费用。20073月,金煌公司委托被告长发公司代理出运货物,并向其支付了4,866美元及人民币2,670元。

2007323,被告蒋波出具欠条,确认曾于200612月委托金煌公司代理出运编号为ZIMUSNH5205701的提单项下相关货物,尚欠费用计41,200美元及人民币7,620元,并承诺于2007530前付清。2007829,被告蒋波再次出具还款计划,确认欠付费用为人民币267,313元,承诺于20071010前支付人民币100,000元,20071110前支付人民币70,000元,2008130前付清余款,并表示该费用均属欠原告欧之丹的费用。但被告蒋波拖欠上述费用至今未付。

另查明,原告欧之丹系金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金煌公司原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000元,其中原告欧之丹出资人民币4,400,000元,原告欧乐翔出资人民币1,100,000元。2008319,两原告召开金煌公司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将两原告所持有的金煌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杜玮、潘虹,并免去原告欧之丹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免去原告欧乐翔的监事职务。同日,原告欧乐翔与杜玮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欧乐翔向杜玮转让出资人民币3,575,000元,并约定出资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该公司承继。对此,庭审中两原告称该协议中对两原告所持股份表述有误,应以公司原章程记载为准。金煌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杜玮。

2008331,两原告与杜玮、潘虹签订“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两原告于缔约当日将所持有的金煌公司全部人民币5,500,000元股份一次性转让给杜玮、潘虹,其中杜玮受让人民币3,575,000元股份、潘虹受让人民币1,925,000元股份;因金煌公司亏损严重,故实际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00,000元;2008331前发生的金煌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责任由两原告承担,之后的则由杜玮、潘虹承担。

又查明,根据2008131由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提供的治安管理查询系统常住人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表记载,被告蒋波系被告长发公司办事员,“迁来日期”栏记载为20071122。而被告长发公司也提供的情况说明、退工通知单及被告蒋波的辞职报告、劳动手册,表明被告蒋波于1999831日起在被告长发公司任职,并于20021211递交辞职报告,后于2003228与被告长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还查明,被告长发公司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格式与涉案货运单并不相同。另2008107,原告欧乐翔出具承诺书,表示对涉案费用归属原告欧之丹并无异议。庭审中,经本院询问,两原告亦表示不再在本案中变更原告。

〖裁判〗

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及相关认证意见,被告蒋波已确认其所欠付的费用并承诺还款,两原告与被告长发公司对此并无异议。根据两原告与案外人杜玮、潘虹签订“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约定,金煌公司将其与涉案货代业务相关的债权转让给了两原告,被告蒋波也已知晓金煌公司与两原告间与涉案货代业务相关的债权转让,因此被告蒋波应向原告欧之丹履行支付义务。关于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于200612月开展时的身份问题,因两原告提供的治安管理信息资料登记具有相对滞后性,故应认定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于200612月开展时,其身份已非被告长发公司的员工。而两原告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故对两原告关于“被告蒋波行为构成对被告长发公司表见代理”的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两原告已有效自金煌公司受让涉案货代业务的相关债权,且原告欧乐翔亦确认涉案费用应归属原告欧之丹;被告蒋波作为实际委托业务与承诺付款的行为人,应对此向原告欧之丹履行付款义务。两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有效证明被告蒋波系被告长发公司的表见代理人,则被告长发公司不应对被告蒋波的个人行为承担法律后果。综上,法院遂依法判决被告蒋波向原告欧之丹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267,313元,对两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两原告与被告长发公司均服判而未行上诉。

〖评析〗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公司债权债务向自然人的转让、被告蒋波的身份及行为性质的认定问题。

一、关于公司股权及债权债务向自然人转让的效力问题。

本案中,原告欧之丹系金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其与另一原告欧乐翔系金煌公司全部的两位股东。故处理本案纠纷,首要要解决的是两原告向案外人转让金煌公司全部股权行为的效力。《公司法》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的相关条文中,主要规定的是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条件,以及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所具有的优先购买权等问题。本案中金煌公司全部的两位股东均同意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全部股权,其效力自然应予认定。《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虽规定“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同时公司对股东变更情况亦应向工商部门作变更登记,但这些记载登记事项并非股权转让的生效前提,故并不影响上述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

为完成金煌公司股权转让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安排事宜,两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了“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其中约定2008331日前金煌公司债权债务由两原告承担。在上述股权转让效力被认定的前提下,上述协议应被视为金煌公司将其原先的公司债权债务一并转移给了两原告。从本案中被告蒋波先后出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来看,其于2007323出具的欠条中表明系欠金煌公司费用,而于2007829出具的还款计划中又表明欠费归属原告欧之丹个人,结合两原告当庭陈述在催款时曾告知其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作变动的陈述,则应认定其已知晓金煌公司与两原告间与涉案货代业务相关的债权转让,故涉案债权转让有效。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债务转让部分如未经金煌公司的债权人同意,不发生有效转让的效力。若金煌公司发现其最终仅有效转让了债权,则可能因此主张撤销债权债务的一并转让。当然,由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金煌公司并未在法定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请求,故涉案债权转让仍为有效。

二、关于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开展时的身份问题。

两原告提供了治安管理查询系统常住人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表,被告长发公司也提供了情况说明、退工通知单及被告蒋波的辞职报告、劳动手册,法院对证据效力均予认定。但鉴于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则需结合案件情况,进一步对其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进行综合认定。通常而言,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作为由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但在本案中,两原告据此欲证明的是被告蒋波的职业信息,而在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中的职业信息,一般系由当事人自行申报,公安机关通常亦无须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其他诸如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等信息,公安机关在当事人申报的同时,还须凭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合法有效证件进行审查。因此,同样是由公安机关制作的治安管理信息资料,其中职业信息的证明力与其他信息相比,因其形成与审查方式不同,故并不必然具有大于其他书证的证明力。而被告长发公司提供的系列证据可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在两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否定的情况下,同时考虑治安管理信息资料登记的相对滞后性,应认定被告长发公司证据具有明显较大的证明力,并进而认定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于200612月开展时,其身份已非被告长发公司的员工。

三、关于被告蒋波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告蒋波并非被告长发公司员工,其亦无权代理后者对外开展业务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原告欲要求蒋波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必须证明蒋波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虽不具有代理权,但具有代理关系的某些表面条件,这些表面条件足以使无过错的第三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的核心是相对人无过错,即相对人不仅不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而且相对人也不应知道代理人没有代理权。

本案中,被告长发公司举证证明其公司所使用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格式与涉案200612月金煌公司收到的货运单并不相同,因此,蒋波向原告出具涉案货运单的行为显然不能构成原告可以确信其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的理由;两原告同时主张,20073月,金煌公司曾委托被告长发公司代理出运货物,而该笔业务系由被告蒋波具体联系并操作的,但并未就被告蒋波与该笔业务的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两原告如确认涉案200612月货代业务确系被告蒋波代理被告长发公司所为,则按照货代行业通常操作方式,其应主张将前笔业务中的应收费用与该笔业务中应付费用进行冲抵。但金煌公司却在认为长发公司对其拖欠费用的情况下,仍未持任何异议地向被告长发公司直接付款,该行为与货代行业通常操作方式并不相符,两原告对此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因而,两原告所称“确信涉案200612月货代业务应由被告长发公司负责”的主张,其可信度反而因金煌公司于20073月货代业务中的付款行为而遭到削弱。两原告还主张,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中载明的被告蒋波的职业信息,也构成了其确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的依据。如前所述,考虑该职业信息形成、审查方式及登记的相对滞后性,两原告仅凭该信息仍不足以对被告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形成确信。况且该治安管理信息登记时间在200711月以后,而在200612月涉案货代业务发生当时,两原告不可能据此确信被告蒋波的身份。据此,两原告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故不能认定被告蒋波行为构成对被告长发公司的表见代理。

 

(汪洋撰写 李攀编撰)

 

〖裁判文书〗

上海海事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8)沪海法商初字第826

原告欧之丹,男,197547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凌桥村毛家浜西8号。
    委托代理人张继伟,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欧乐翔,男,19751118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胶东路81827502室。
    委托代理人张继伟,上海邑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蒋波,男,1976416日出生,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1384101室。
    被告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00901C室。
    法定代表人王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成美芬,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孙勤奋,该公司员工。
    原告欧之丹、欧乐翔为与被告蒋波、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发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081014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需向被告蒋波依法实施公告送达,本院组成合议庭转而适用普通程序,于2009216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欧之丹、委托代理人张继伟律师,被告长发公司委托代理人成美芬、孙勤奋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蒋波经本院公告送达,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20061212日,原告欧之丹任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际,被告蒋波以被告长发公司名义委托原告代理出运货物。原告办理货代业务后,向被告蒋波开具了金额为41,200美元的发票,但被告蒋波未行支付。20073月,被告蒋波作为被告长发公司的代理人再次与原告发生业务往来。经原告催促,被告蒋波于2007323日出具欠条,承诺于2007530日付清欠款,但届时仍未兑现。2007829日,原告告知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将变动,并要求被告蒋波及时付清欠款。经原告认可,被告蒋波将欠款41,200美元按当日汇率折合成人民币并降低至人民币267,313元,被告为此还出具书面还款计划,并注明该欠款属于原告欧之丹的个人债权。但被告蒋波拖欠上述欠款至今未付。为此,两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海运费用人民币267,313元。庭审中,两原告当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两被告连带承担翻译费人民币300元、工商查询费人民币176元,以及自20071010日至被告实际偿还之日止,按银行贷款年利率7.83%计算的利息损失人民币25,545.83元。
    被告蒋波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
    被告长发公司辩称,其与两原告就涉案货代业务不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被告蒋波于2003年初即从被告长发公司离职,故被告蒋波的个人行为因由其个人承担责任。
    被告蒋波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其放弃了对两原告、被告长发公司举证进行质证的权利。
    两原告举证、被告长发公司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310、货运单、上海融亿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亿达公司)开具的发票、金煌公司的付款凭证及开具的发票、涉案提单及融亿达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被告蒋波将被告长发公司的货运单交金煌公司,并委托其办理货代业务;金煌公司又委托融亿达公司办理了货代业务,并为此支付了相关费用;货物出运后,金煌公司即要求被告长发公司付款。被告长发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与其委托单的格式、印章均不一致;证据2系金煌公司与融亿达公司间的业务,与其无关;证据3发票未曾收到过,也无人就此前来催讨过账款;证据10提单不能证明相关货代业务由谁办理。本院认为,因被告长发公司未就上述证据效力本身提出异议,故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但对两原告证明目的及被告长发公司抗辩将另行综合认定。
    4、被告长发公司开具的发票及金煌公司的付款凭证,用以证明20073月被告蒋波仍以被告长发公司业务员身份与金煌公司开展业务,使原告确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被告长发公司确认证据4的真实性,但认为该笔业务与被告蒋波并无关系。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但对两原告证明目的将另行综合认定。
    5-6、被告蒋波出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用以证明被告长发公司业务员承诺付款,并确认该欠款为原告欧之丹的个人债权。被告长发公司表示未曾见过上述证据,但认为被告蒋波行为仅代表个人,与被告长发公司无关。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但对两原告证明目的及被告长发公司抗辩将另行综合认定。
    7、治安管理查询系统常住人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表,用以证明被告蒋波系被告长发公司员工。被告长发公司认为该信息已滞后,被告蒋波早已不是其员工了。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但对两原告证明目的及被告长发公司抗辩将另行综合认定。
    812、金煌公司原营业执照及现档案机读材料,用以证明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系原告欧之丹,现已变更。被告长发公司对此无异议,但表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9、金煌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用以证明金煌公司2008331日前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两原告承担。被告长发公司对此无异议,但表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11、翻译费及档案查阅费发票,用以证明原告为取证所支出的费用。被告长发公司表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因两原告未在法定期限内增加诉讼请求,故对上述与两原告增加诉请相关的证据不作认定。
    13-14、原告欧乐翔出具的承诺书及金煌公司章程,用以证明涉案欠款为原告欧之丹的个人债权,且原告欧之丹原系金煌公司的大股东。被告长发公司表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被告长发公司举证、两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被告长发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退工通知单及被告蒋波的辞职报告、劳动手册,用以证明被告蒋波于2003年初即从被告长发公司离职。两原告质证认为,情况说明系被告长发公司自行制作,未经公示无证明效力;退工通知单未经被告蒋波签收,无法达到证明目的;辞职报告虽系被告蒋波所写,但未经公司领导或人事部门批准,同样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劳动手册亦证明2003228日被告蒋波仍系被告长发公司员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可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在两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2、被告长发公司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用以证明被告长发公司所使用的托运单与两原告证据1货运单不同。两原告质证认为,被告长发公司提供的是20072008年度的托运单,而涉案货代业务发生于2006年,故其与本案并无关联性,亦无法达到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在两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反驳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
    根据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结合原告、被告长发公司当庭陈述,经审理查明,200612月,被告蒋波以被告长发公司名义委托案外人金煌公司代理出运货物。金煌公司接受委托后,又委托案外人融亿达公司代理出运。涉案货物装于八个40英尺开顶集装箱内,经承运人签发编号为ZIMUSNH5205701的提单后顺利出运,金煌公司也向融亿达公司支付了相关费用。2007213日,金煌公司向被告蒋波开具了付款单位为被告长发公司的金额为41,200美元的货代发票,但并未收到费用。20073月,金煌公司委托被告长发公司代理出运货物,并向被告长发公司支付了4,866美元及人民币2,670元。
    2007323日,被告蒋波出具欠条,确认曾于200612月委托金煌公司代理出运编号为ZIMUSNH5205701的提单项下相关货物,尚欠费用计41,200美元及人民币7,620元,并承诺于2007530日前付清。2007829日,被告蒋波再次出具还款计划,确认欠付费用为人民币267,313元,承诺于20071010日前支付人民币100,000元,20071110日前支付人民币70,000元,2008130日前付清余款,并表示该费用均属欠原告欧之丹的费用。但被告蒋波拖欠上述费用至今未付。
    另查明,原告欧之丹系金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金煌公司原章程载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500,000元,其中原告欧之丹出资人民币4,400,000元,原告欧乐翔出资人民币1,100,000元。2008319日,两原告召开金煌公司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将两原告所持有的金煌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案外人杜玮、潘虹,并免去原告欧之丹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职务,免去原告欧乐翔的监事职务。同日,原告欧乐翔与杜玮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欧乐翔向杜玮转让出资人民币3,575,000元,并约定出资转让前后标的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该公司承继。对此,庭审中两原告称该协议中对两原告所持股份表述有误,应以公司原章程记载为准。金煌公司现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杜玮。
    2008331日,两原告与杜玮、潘虹签订“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两原告于缔约当日将所持有的金煌公司全部人民币5,500,000元股份一次性转让给杜玮、潘虹,其中杜玮受让人民币3,575,000元股份、潘虹受让人民币1,925,000元股份;因金煌公司亏损严重,故实际转让价格为人民币500,000元;2008331日前发生的金煌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责任由两原告承担,之后的则由杜玮、潘虹承担。
    又查明,根据2008131日由上海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提供的治安管理查询系统常住人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表记载,被告蒋波系被告长发公司办事员,“迁来日期”栏记载为20071122日。而被告长发公司也提供的情况说明、退工通知单及被告蒋波的辞职报告、劳动手册,表明被告蒋波于1999831日起在被告长发公司任职,并于20021211日递交辞职报告,后于2003228日与被告长发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还查明,被告长发公司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格式与涉案货运单并不相同。另2008107日,原告欧乐翔出具承诺书,表示对涉案费用归属原告欧之丹并无异议。庭审中,经本院询问,两原告亦表示不再在本案中变更原告。
    本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及相关认证意见,被告蒋波已确认其所欠付的费用并承诺还款,该节事实清楚且两原告与被告长发公司对此并无异议。两原告称,2008319日,原告欧乐翔与杜玮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两原告所持股份表述有误,应以公司原章程记载为准。对此,本院认为,原告欧乐翔与杜玮签订“有限公司出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其向杜玮转让股份人民币3,575,000元;而根据金煌公司原章程记载,原告欧乐翔出资仅为人民币1,100,000元。其上述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的行为,未经金煌公司另一股东原告欧之丹同意,且转让份额亦超出了其所持有的股份,故其效力不应被认定。金煌公司股权转让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安排事宜,应以两原告与案外人杜玮、潘虹签订“上海金煌国际货运有限公司转让含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为准。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股权转让并不以进行变更登记手续为生效要件,故该协议得有效约束缔约双方,而其中关于2008331日前金煌公司债权债务由两原告承担的约定亦为有效。金煌公司将其与涉案货代业务相关的债权转让给了两原告,应通知被告蒋波,否则债权转让对其不发生效力。从本案中被告蒋波先后出具的欠条及还款计划来看,其于2007323日出具的欠条中表明系欠金煌公司费用,而于2007829日出具的还款计划中又表明欠费归属原告欧之丹个人,结合两原告当庭陈述在催款时曾告知其金煌公司法定代表人将作变动的陈述,则应认定其已知晓金煌公司与两原告间与涉案货代业务相关的债权转让,据此应进而认定被告蒋波应向原告欧之丹履行支付义务。
    根据两原告、被告长发公司诉辩主张,本案主要涉及被告蒋波身份、行为性质认定,以及进而是否应由被告长发公司承担涉案货代费用支付义务的争议焦点问题。
    首先,关于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于200612月开展时的身份问题,两原告提供了治安管理查询系统常住人口现实库信息资料表,被告长发公司也提供了情况说明、退工通知单及被告蒋波的辞职报告、劳动手册,本院虽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但鉴于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所证明的事实截然相反,则需结合案件情况,进一步对其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进行综合认定。通常而言,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作为由公安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但在本案中,两原告据此欲证明的是被告蒋波的职业信息,而在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中的职业信息,一般系由当事人自行申报,公安机关通常亦无须对其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其他诸如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户籍所在地等信息,公安机关在当事人申报的同时,还须凭当事人提供的相关合法有效证件进行审查。因此,同样是由公安机关制作的治安管理信息资料,其中职业信息的证明力与其他信息相比,因其形成与审查方式不同,故并不必然具有大于其他书证的证明力。而被告长发公司提供的系列证据可相互印证并形成完整证据链,在两原告未提供相反证据加以否定的情况下,同时考虑治安管理信息资料登记的相对滞后性,应认定被告长发公司证据具有明显较大的证明力,并进而认定被告蒋波在涉案货代业务于200612月开展时,其身份已非被告长发公司的员工。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在确认被告蒋波并非被告长发公司员工,其亦无权代理后者对外开展业务的情况下,两原告欲主张蒋波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则须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一、关于货运单,被告长发公司已举证证明其公司所使用的集装箱货物托运单格式与涉案200612月金煌公司收到的货运单并不相同,故两原告并不能仅凭被告蒋波所述,即确信其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二、两原告主张,20073月,金煌公司曾委托被告长发公司代理出运货物,而该笔业务系由被告蒋波具体联系并操作的,但并未就被告蒋波与该笔业务的关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且两原告如确认涉案200612月货代业务确系被告蒋波代理被告长发公司所为,则按照货代行业通常操作方式,其应主张将前笔业务中的应收费用与该笔业务中应付费用进行冲抵。但金煌公司却未持任何异议地向被告长发公司直接付款,该行为与货代行业通常操作方式并不相符,两原告对此亦未提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则两原告所称“确信涉案200612月货代业务应由被告长发公司负责”的主张,其可信度反而因金煌公司于20073月货代业务中的付款行为而遭到削弱。三、两原告还主张,治安管理信息资料中载明的被告蒋波的职业信息,也构成了其确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的依据。如前所述,考虑该职业信息形成、审查方式及登记的相对滞后性,两原告仅凭该信息仍不足以对被告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形成确信。据此,两原告所提供的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有理由相信被告蒋波有权代理被告长发公司,故对两原告关于“被告蒋波行为构成对被告长发公司表见代理”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两原告当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本案中,因对被告蒋波依法实施公告送达,其举证期限为60日公告期届满后的30日,即至2009210日。出于公平保护各方诉讼当事人考虑,上述举证期限亦适用于两原告及被告长发公司。然而,尽管两原告因上述原因享有了举证期限的延展,但其仍未能在此期限内依法增加诉讼请求。故本院对于两原告当庭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不予准许,由此在本案中亦不对所增加的诉请进行审理。
    本院认为,两原告已有效自金煌公司受让涉案货代业务的相关债权,且原告欧乐翔亦确认涉案费用应归属原告欧之丹;被告蒋波作为实际委托业务与承诺付款的行为人,应对此向原告欧之丹履行付款义务。两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有效证明被, 告蒋波系被告长发公司的表见代理人,则被告长发公司不应对被告蒋波的个人行为承担法律后果。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蒋波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欧之丹支付货代费用人民币267,313元;
    二、对原告欧之丹、欧乐翔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蒋波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09.70元,由被告蒋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欧之丹、欧乐翔,被告蒋波、上海长发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长辛 

助理审判员 陈咸斌

助理审判员 汪 

 

二○○九年四月十四日

 

    员 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