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高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十条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发布的《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对特殊动产(本文以船舶为例)一物数卖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笔者从对该条文的文意理解出发,指出该条文体现的法理依据以及有违法理之处,浅析其与《海商法》中关于船舶物权的相关规定的关系、讨论该条规定在适用中有可能出现的不合理的情形,进而提出自己对该条文的修改建议。

一、对该条文的文意理解

1、适用的对象及前提条件

       该条文适用的对象限于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一物数卖情况下,普通动产与特殊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不同,普通的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而特殊动产以交付或登记为生效要件。[1]

       该条文适用前提条件有二。第一,出卖人与各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均合法有效,即出卖人与各买受人之间订立的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且不存在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行使合同撤销权的情形。第二,两名以上买受人要求实际履行合同,即要求出卖人交付特殊动产并办理登记手续。如果仅有一个买受人要求出卖人履行合同而其他买受人依据合同主张违约责任而不请求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下,无需适用该条文。

2、文意理解

       根据笔者对该条文的理解,买受人可分为4类:第1类,既受领交付又办理登记的买受人;第2类,受领交付而未办理登记的买受人;第3类,未受领交付但办理登记的买受人;第4类,既未受领交付、又未办理登记的买受人。该条文的目的是解决当出卖人将船舶同时出卖给第2类、第3类、第4类买受人时,船舶物权如何确定的问题。具体来说:

(1)  受领交付在先的买受人可以取得船舶物权并请求出卖人为其办理所有权登记手续;

(2)  均未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中,登记在先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交付船舶,进而取得船舶物权。

(3)  均未受领交付且未办理登记的买受人中,船舶买卖合同成立在先的合同买受人有权请求出卖人交付船舶并办理登记手续后,取得船舶物权。

在受领交付的买受人与登记的买受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取得船舶物权并可请求变更登记。 

[1] 《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物权变动规则 - 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王利明.法学论坛第6期(第28卷,总第150期).2013年11月.

二、该条文规定的法理依据

        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作为所有权变动的规则。

       我国《物权法》第23条确立动产交付转移所有权的变动规则。虽然,《物权法》第24条又进一步规定了特殊动产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但它并未否定包括特殊动产在内的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是交付。值得指出的是,就特殊动产而言,交付并非其物权变动的唯一方式。[1]

       本条文中的第(一)款和第(四)款均体现该法理依据。其规定交付受领人在船舶物权变动中取得物权,当登记的权利人与交付受领人不一致时,法院应当支持交付受领人取得船舶物权。 

三、该条文规定有违法理之处

       该条文第(三)款有违“债权平等原则”之嫌。债权与物权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债权具有平等性,债权本身不会因为其设立的先后而有差别。

       但是,本条第三款规定:法院应当支持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换言之,就是谁的合同订立得早,法院就支持谁受领交付进而取得所有权。如此一来,成立在先的债便具有了优先力,与债权平等的原则相冲突。

四、该条文规定与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之间的关系

1、该条文规定与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有冲突

     《海商法》第9条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根据该条之规定,未办理所有权转让登记的船舶买卖合同,仅在买卖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效,船舶所有权的变更不能约束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即采“登记对抗主义”。引用司玉琢教授的观点,《海商法》第9条的规定可以理解为“船舶所有权变更的法定公示方法为船舶登记。

       该条文第(四)款规定,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款条文的规定,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可以对抗已经登记的买受人。无疑,该司法解释条文与《海商法》的规定相冲突。

2、依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两者冲突时应当适用上位法

      《海商法》是1992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并于1993年7月1日生效的法律,属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属于司法解释,它是司法机关是适用法律的时候,结合客观实际作出的解释。从法理上来说,司法解释效力低于法律,两者冲突时,应当适用法律,即适用《海商法》。 

五、该条文在适用中可能产生的有不合理的问题

1、 登记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依据本条文第(四)款之规定,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可以对抗已登记的买受人。交付与登记同为公示的方法,《物权法》及《海商法》关于特殊动产登记对抗主义的规定,无疑是要强化登记的公信力,进而维护交易秩序。如依本条文第(四)款的规定进行操作,登记则不具有公信力。

       试举一例:船舶出卖人与船舶买受人A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并依法办理船舶物权登记手续。后因另一买受人B出价比A高,船舶出卖人有意取消其与A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而与出价较高的B进行船舶买卖交易,故船舶出卖人将船舶交付给了买受人B。本案是典型的一物二卖情形,船舶出卖人违反诚信原则,肆意毁约。如依本条文第(四)款的规定操作,法律无疑助涨了这种不诚信的做法,使登记的公信力受到极大地挑战。

2、 船舶融资租赁业务中,有可能侵害提供融资服务一方的权益

       有学者提出,原船舶所有人将船舶出售给融资租赁公司,然后以售后回租的方式租用该船舶并实际占有、使用。在其占有、使用的过程中,存在将该船舶出售给第三方并向其实际交付该船舶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依据本条文第(四)款的规定,该受领船舶的第三方有权请求变更登记并最后取得该船舶的物权。此时,融资租赁公司因未受领该船舶而无法取得该船舶物权,其权益将受到威胁。[1]笔者亦认同该观点。同时,笔者更担心,一旦船舶所有人利用该法律漏洞,此类不诚信的行为将得到法律的“保护”,从而将给航运金融的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3、“受领交付”的标准难以界定

       依据本条文第(四)款之规定,法院应当支持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变更船舶物权登记至自己的名下。但是,因“受领交付方式”不同,有可能出现多个受领人,他们之间又如何处理呢?

       实践中,如何界定船舶的“受领交付”亦存在不确定性。例如,将船舶的相关证书交付给买受人是否构成交付?除现实交付以外,亦会存在各种非直接占有的拟制交付。船舶出卖人违背诚信原则,一物多卖,并授予不同买受人不同的交付“外观”,法院在不同“受领交付人”之间又如何裁断? 

六、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对该条文的修改建议,仅用作交流之用。

1、删除本条文第(三)款之规定

       出卖人与多个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在既未交付又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不发生物权法律关系。出卖人与各买受人之间是合同之债,各买受人均有权要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至于出卖人向谁履行合同,可有出卖人自行选择,法律并无调整的必要。

2、修改本条文第(四)款之规定,赋予登记的买受人有权请求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将船舶交其受领交付

       修改理由如下:第一,维护法律之间的统一性。修改后的条文能与《物权法》、《海商法》等上位法保持一致。第二,修改后的条文有利于强化登记的公信力,强化交易的可预判性,维护整个社会的交易持续。第三,修改后的条文有利于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亦能进一步促进航运金融的发展。


附:相关法律条文

     《物权法》第23条:动产物权的设立与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物权法》第24条: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海商法》第9条: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登记;未办理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船舶所有权的转让,应当签订书面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条:出卖人就同一船舶、航空器、机动车等特殊动产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在买卖合同均有效的情况下,买受人均要求实际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均未受领交付,先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均未受领交付,也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依法成立在先合同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交付标的物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